本文目录

梦，英文dream，也有梦想的意思。古人相信，做梦总要有原因的。王符就曾说“夫奇异之梦，多有收而少无为者矣”认为做梦总有原因可寻。做梦的原因主要三：即物理因素，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梦属于灵魂医学范畴，是由内外信使的剌激，引起大脑的一小部分神经细胞活动，表现为高层次灵魂的最低水平的意识状态，当然，它也遵循生物体灵魂三定律，只是它不被清醒地觉察,也不能控制而已。梦是一种不自觉的虚拟意识。

梦因

梦因之一

梦因——梦与人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以及形体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钟书在《列子张湛注~周穆王》中，对我国古代释梦之说讨论甚详，并提出了梦或成与“想”、或成与“因”。想梦，即所谓“体气之梦，因体内之感觉受触而成梦”。

梦因之二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白天，我们的左右脑中，左脑掌管理性，右脑则相当善于想象和富有创造性。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浅眠时，右脑依旧会工作，只是这时右脑没有了左脑理性的控制，便会诞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不再符合正常的逻辑。这就是怪梦形成的原因之一。

信息运动原理

大脑存储的各种信息就像是地上的很多小纸条，如果这些小纸条与一些较大的作用力同时存在的话，就必然会产生运动；当人们睡觉时，大脑内的各种情绪和其他能量并没有消失（主要是侦测外界的危险），就自然会带动大脑内的信息；而大脑中的很多信息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那么就像是一个锁链，你提起了一端，另一端也会被提起，所以就引发了各种情景的梦境。

触发端原理

引发大脑能量运作，是有不同触发端的；主要分为：外界触发端和内心触发端。

（1）外界触发端：主要是睡觉过程中，身体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从而引发人们做相关信息的梦境。

如：当床铺比较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梦到“火”或各种“热源”；当旁边响起轻微的“警铃声”时我们容易梦到“救火车”、“救护车”或“警车”等；当旁边有人播放“救命”的喊叫声时，我们就比较容易梦到“逃命”的场景；当全部加在一起，您将会梦到“火灾”，而您不久就会被恶梦所惊醒，依此来避免各种“灾难”。

（2）内在触发端：包括身体的疾病或舒适感，和心理的各种日常的思考、情感、喜好等。

如：人们有各种疾病时，经常会出现恶梦，以及各种生理因素所导致的梦境；人们在睡前情绪激动或持续思考等，就容易做一些相关的梦，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在这些梦境很多时候与你日常的喜好有关，所谓“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刀兵金铁，好礼者多梦簋篮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

有意识原理

其实在梦中，人们还是有一定意识的，可以进行一些逻辑思考和判断（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开危险）。

如：当我们做梦自己牙齿掉了时，您就会在梦里反复的思考自己牙齿没了以后该怎么办等问题，说明在做梦时我们还是有“意识”的，可以进行各种“思考”的；最后有些人往往在这些思考中发现自己原来在“做梦”而后醒过来。

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我国古代思想家认识到人的一部分梦境是由来自体内外的物理刺激制造的。来自体内的物理刺激，如一个人腹内的食物过量或不足的刺激而引起的梦境。所谓“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或“甚饱则梦行，甚饥则梦卧”。有来自体外的物理刺激，如人在睡眠中“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身冷梦水，身热梦火”，“将阴梦水，将晴梦火”，“蛇之扰我也以带系，雷之震于耳也似鼓入。”在梦的分类一节中的“感梦”（由感受风雨寒暑引起的梦）和“时梦”（由季节时令变化引起的梦）均属于由外部物理刺激引起的梦。我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祥教授对此曾评论道：“承认物理的刺激作为梦的原因，破除了无数关于梦的迷信。

生理因素

梦的过程就是生物神经系统在进入或退出休眠过程残留记忆，是复杂的生物神经系统，自然控制生物个体睡眠活动。或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激素水平不同，出现性活动梦幻记忆残留；或因身体某部位极度疲劳或者松懈细胞代谢水平残留物蓄积导致神经系统感觉不同；或因睡眠期间环境噪声、噪光、温度变化、床铺震动等感觉不同，导致神经系统记忆残留不同；大部分睡眠都有梦，都忘记了。是自然的生理活动，梦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识到做梦也可因生理因素引起。我国古代学者涉及到的生理因素有四：

（1）体内阴阳之气的缺少或过量。前文已述，梦是睡眠中的不安稳状态。睡不安稳常常会因体内的阴阳之气缺少或过量造成。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认为，在睡眠中由于缺少某种“气”，而使睡眠处于不安稳状态，从而出现梦境。《黄帝内经》就认为“是以少气之厥，令人亡梦……”。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也认为在睡眠中阴阳二气中某些气过量或全部过量也会使人产生梦境。《黄帝内经》也认为：“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不盛则梦堕。”《黄帝内经》的这一观点被后代思想家广泛继承。如《列子》中就有类似的话：“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阴阳俱壮，则梦生杀。”清代学者熊伯龙认为妇女在妊娠期间的梦与生男或生女有关：“生男阳气盛，阳盛则肠热，故梦刚物；生女阴气盛，阴盛则肠冷，故梦柔物。”

（2）五脏之气过盛。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认为五脏气过盛也是致梦的一个生理因素，所谓“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以上两个因素在古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有相当大的权威性。我们认为，如果说这两种因素对探讨或解析梦的原因有所贡献的话，这贡献便是它们对做梦的生理机制作出了尝试性探讨，给后人以某种启示。但是这种探讨仅仅停留在主观猜测阶段，缺乏科学根据，所以这些在历史上曾发生巨大影响的学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失去意义。

（3）内脏感通致梦。如二程就认为：“入梦不惟闻见思想，亦有内脏所感者。”他们认为：梦是“内脏所感”或“心所感通”造成的。口渴的人梦见水、饥饿的人梦见食物，都证明内部感觉是可以致梦的。

（4）气血有余致梦。与上面几种观点密切联系的是，我国古代还有一种观点即梦是由于体内血气有余而产生的。比如王夫之就认为：“盛而梦，衰而不复梦；或梦或不梦，而动不以时；血气衰与之俱衰，面积之也非其富有。然则梦者，生于血气之有余，而非原于性情之大足者矣。”又说：“形者，血气之所感也。梦者，血气之余灵也。”

我以为与上述三种观点比较这种观点的主观猜测的成份更大，更没有科学根据，如果说要有所肯定的话，只能说它在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形神观，把梦这种精神活动看成是生理活动的产物方面有所贡献。

（5）疾病致梦。我国古代思想家、医学家普遍认为，生理疾病是人做梦的一个原因。前面提到的王符的“阴病梦寒，阳病梦热，内病梦乱，外病梦发”，便是。对疾病致梦论述的最典型、最详细的要算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他说：“夫虚劳之人，血衰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正邪从外集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而不安，喜梦。”疾病致梦在现代科学中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由上可以看出，在以上几个生理因素中疾病致梦是最容易“参验”的，因此它的可靠性也就最大。

心理因素

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医学家不仅认识到物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可导致梦境，而且认识到心理因素也可导致做梦。有哪些心理因素会引起人的梦境呢？从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医学家的言论来看，感知、记忆、思虑、情感、性格都会影响梦的产生及梦的内容。但论述较多的是思虑、情感、性格对梦的影响。

思虑致梦

我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东汉时期的王符就认为：“人有所思，即梦其到；有忧，即梦其事。”又说：“昼夜所思，夜梦其事。”他还曾举例说：“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列子也认为“昼想”与“夜梦”是密切相关的。明代的熊伯龙亦认为，“至于梦，更属‘思念存想之所致’矣。日有所思，夜则梦之。”同代思想家王廷相也认为：“梦，思也，缘也，感心之迹也。”那就是说梦既可由思虑引起，也可由感知，记忆引起。也即是说，王廷相认为人的整个认知过程都可引起梦境。如前文所述，他把夜间之梦看成是白日“思”的延伸、继续。所谓“在未寐之前则为思，既寐之后即为梦，是梦即思也，思即梦也”。他又说：“思扰于昼，而梦亦纷扰于夜矣。”

情感致梦

东汉王符所说的“性情之梦”，《列子》中所言的“喜梦”、“惧梦”、“噩梦”均属于情感引起的梦。晋代的张湛亦云：“昼无情念，夜无梦寐。”明代的熊伯龙，在承认思虑致梦的同时，也对情感致梦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举例说：“唐玄宗好祈坛，梦玄元皇帝；宋子业耽淫戏，梦女子相骂；谢眺梦中得句，李白梦笔生花，皆忧乐存心之所致也。”

性格致梦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的性格对梦的内容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刀兵金铁，好礼者多梦簋篮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这段话除了说明梦境必须依赖经验外，亦可说明梦对人性格的依存性。王廷相认为，具有“骄吝之心”的人，在梦中就会争强斗胜；而具有“忮求之心”的人，在梦中亦会追货逐利。总之不同的性格对梦境中的内容有不同影响。

梦（dreaming）是在睡眠中发生的具有周期性特点的一种异常精神状态。梦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做梦的机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睡眠时并不是全部大脑皮层都处于不活动的抑制状态，局部的大脑皮层细胞仍在活动，有时受记忆痕迹，以及白天活动时的情绪波动（如忧虑、恐惧和惊奇等）的影响，就产生了梦。

梦的心理学特征一个典型的梦的叙述常常包含幻觉、妄想、认知异常、情绪强化及记忆缺失等特征。梦是以生动的充分形成的视觉领域占绝对优势的幻觉想象为特征。在大多数梦中、听觉、触觉及运动感觉的叙述也较普遍，味觉及嗅觉幻觉想象较少，而痛觉的幻觉想象则十分罕见。梦的特征是显著的不确切性、不连续性、未必可能性和不协调性。

在梦中对很久以前的人物、影象及事件可能被强化回忆出来，并常把关心的事物编织到怪诞的及瞬息的梦的结构中。因此梦本身可以看成是记忆增强，此种在梦态中被增强的记忆与梦态结束后恢复梦景的不可能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表明在增强记忆的梦中，存在着记忆缺失。当被试者于做梦时被叫醒，大部分梦的精神活动被遗忘。

梦与快速眼动睡眠的联系梦主要发生于快速眼动睡眠期。唤醒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期中的儿童或成年人，约60～90%的人诉说醒前正在做梦。这比由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唤醒的人诉说做梦的比率（1～74%）要高得多，而且分布也较集中。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出现的器官功能变化（如眼球快速运动、心率及呼吸变化等）可理解为快速眼动睡眠与梦之间的生理性联系，或者说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具有更多的产生梦的心理生理基础。

精神分析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

从性欲望的潜意识活动和决定论观点出发，指出梦是欲望的满足，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即通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解释说，梦是潜意识的欲望，由于睡眠时检查作用松懈，趁机用伪装方式绕过抵抗，闯入意识而成梦。梦的内容不是被压抑与欲望的本来面目，必须加以分析或解释。释梦就是要找到梦的真正根源。

作者将梦分为显相和隐义。显相是隐义的假面具，掩盖着欲望（隐义）。白天受压抑的欲望，通过梦的运作方式瞒骗过检查以满足欲望。

无法解释的现象

日常生活中一部分梦，的确可以通过已知的科学加以解释，有时这种解释似乎十分牵强。

不得不说的是，在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去世的亲人托梦或者通过梦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真实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梦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是ESP（第六感觉）的一部分。

科学的真谛在于客观的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而非死守教条。

时至今日，尚没有有力的科学证据证明超自然力量及灵魂的不存在，科学解释的范畴是有限的，随着认识的增大而增大。

而只有科学才是正统其他都是旁门左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简单的说，我们并不能认为已有的科学是完全正确甚至是解决一切的法宝，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没有证实的事物“臆断其有无”，片面地认为超自然力量和灵魂的不存在也是不科学的。

对于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1.科学只在一定范围内支配着事物发展。2.科学是在接受与批判中发展，科学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无法摆脱片面和教条主义，也就是说科学得到的结论也许并非这个事物最终的本质。

梦的心理学解释

梦是思想和愿望的化身

梦是愿望的满足

近代对梦的解答有开拓型的发现的人，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他之所以格外重视梦，是因为他发现释梦是为了解人的心灵深处——潜意识——的利器。弗洛伊德说，本我只求快乐，而自我讲现实原则，他要看一个愿望是不是现实，要考虑满足自己愿望的方法。

梦是自然的真理

在梦的研究中，另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荣格释梦数以万计，对梦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但他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他不认为梦仅仅是为了满足愿望，也不认为梦进行了什么伪装。荣格认为“梦是无意识心灵自发的和没有扭曲的产物……，梦给我们展示的是未加修饰的自然的真理。”

梦是象征性语言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梦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他说：“所有的神话和所有的梦境都有共同的地方：它们都是以相同的语言，象征的语言‘写成的'”弗洛姆把象征分为三类：惯例的象征、偶然的象征和普遍的象征。

梦是自我催眠

弗洛伊德的弟子阿德勒后来自立门户，创造了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他认为梦是自我欺骗和自我催眠。在他看来，有理智、讲科学的人是很少做梦。而做梦的人，是为了用梦激怒起自己的一种情绪，好让自己做某些不理智的事情。

“梦”和“梦想”的区别

梦的客观性因素占得多且具有不自觉性。

梦想的主观性因素占得多且具有自觉性和可延续性。

梦与健康

一、梦是健康的表现

医生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人脑中并不像过去设想的那样存在着一个“睡梦中心”，梦是人脑中主管各种功能的各个中心点联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某一个中心点受到损害，就形成梦，或形成一种残缺不全的梦，如梦中人物只有语言而没有图像。

二、做“白日梦”有利身心

人在清醒状态下出现的带有幻想情节的心理活动，在心理学上叫“白日梦”，也称“遐思”。

从心理学观点来说，做“白日梦”是一种有效的松弛心理神经的方法。

研究人体心理卫生的专家们称，虽然目前尚未搞清楚“白日梦”对影响人体身心健康的确切机制，但可以肯定，这种大脑活动对免疫系统起着良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白日梦”能让大脑的左侧从语言活动中解脱并处于休息状态，让右脑充分发挥其直观时形象思维能力，从而使善于语言思维和用右手劳动者的疲劳得以消除。

三、恶梦是疾病的预报

梦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潜意识心理反应，梦虽然荒诞无稽，但有些往往透露出身体健康状况的蛛丝马迹，所以中国古代就盛传着一说。

心理学家认为，梦好像是一台仪表，它对一些尚不为自己所知的身体变化会有所反应。譬如，有些肝炎病人在发病前几天会出现令人焦躁、恐惧的梦境，有的病人诉说在梦中感到右肋部损伤等。

四、是心理冲突的显现

著名心理专家郝滨在其著作《催眠与心理压力释放》中说：“梦中会出现欲望、情绪等各种感受，虽然这些都是你的神经系统产生的，但并不能完全代表你，不能说梦中出现的需求就是你的本质所在。很多的时候理性需求与感受类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并存在你的意识中，并相互争斗伴随你的一生。这些需求之间的冲突可能使你无所适从，而导致心理障碍。但是，假如你拥有了足够强大的自我功能而很好的协调这些冲突，他们反而会使你获得更好的成长。其实这也就是很多人接受释梦、催眠等技术手段进行心理治疗获得个人成长的主要目的之一。”

梦的解析

很多的时候理性需求与潜意识需求是相互矛盾的，并相互争斗伴随你的一生。这些需求之间的冲突可能使你无所适从，而导致心理障碍。但是，假如你拥有了足够强大的自我功能而很好的协调这些冲突，他们反而会使你获得更好的成长。其实这也就是很多人接受释梦、催眠等技术手段进行心理治疗获得个人成长的主要目的之一。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